曾经，何梅的梦想就是逃离自闭症圈。十年后，她的梦想基本实现了，患有中度自闭症的女儿成功融入普校，上了小学后又进入了中学。
但女儿走出了干预机构，何梅却走不开了。
“我做错了什么，老天要给我个自闭症孩子？”
孩子确诊自闭症后，何梅第一次对命运产生了质疑。
此前，尽管她因为家里姐妹众多，十五六岁便辍学打工，本该绚烂的青春时光都在工厂里黯然度过。但在她朴素的世界观里，勤能致富，善恶有报。
1993年，何梅从老家安徽去到武汉。在汉口江边上，她与丈夫相识相恋。两人同在一家刷漆工厂工作，省吃俭用几年后，终于在武汉林立的高楼中，拥有了自己的一间小房子。
丈夫信佛，热衷做善事。婚后，受其影响，何梅也跟着丈夫参加了一个公益小组，只要有休息时间，她也去陪伴敬老院里的老人，去看望福利院的孤儿、农民工学校里的贫困儿童......
在那个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，他们和很多普通人一样，为梦想全力打拼的同时，也力所能及地回馈这个社会
但是，何梅的信仰在女儿被诊断为自闭症的那一刻，突然崩塌了。
她曾不止一次绝望地问质问丈夫，“为什么，为什么你到处去跑，结果上天还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孩子？”
（注：目前，自闭症的病因尚未可知，但普遍认为，自闭症是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引起。）
“作为爸爸，他是合格的”
尽管已经做了十多年自闭症孩子的母亲，尽管现在、将来，这个角色还会是她每天生活的常态，但是一谈起孩子刚被确诊、盲目奔波的那段记忆，何梅总是哽咽到说不出完整的话来。
孩子刚出生不久，医生就告诉何梅，孩子小脑先天性发育异常，以后可能不会说话，甚至可能永远都站不起来。
医生隐晦地提示何梅，基本可以放弃了。
但那时的他们，根本就不明白先天性的发育异常意味着什么。
“我们觉得，医生可能夸大了病情。”
相信药到病除的何梅带着女儿做过各种名目的针灸、打过几个月的鼠神经针。女儿痛苦的样子历历在目，效果却没有和痛苦一样立即显现。
女儿两岁多了，依然没有语言，对人没有兴趣，最糟糕的是，总是没日没夜地啼哭。
孩子三岁，儿童医院终于给出了自闭症的诊断。
“那时候，感觉这辈子永远低人一等了。”
何梅分析自己，内心敏感，但又不善言辞，遇到困难只知埋头去做。但丈夫不一样，何梅觉得他太过乐观、太过浪漫了。
有时候，这样的性格可以支撑着何梅向前。比如，孩子爸爸从未将女儿看做一个怪物，在他看来，他们只是需要比别的父母多花点心力而已。
小时候，孩子尤其喜欢玩水，玩泥巴，但凡出去，总会弄得一身脏，但丈夫还是喜欢带着孩子出去玩耍，孩子容易弄脏衣服，他就每次出门都多带上两套。
孩子确诊后，何梅便全职带着女儿去机构干预，训练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。女儿四岁了还不会走路，但训练了两三个月后，孩子就能在大人的帮助下，勉强走几步了；而且，原本没有语言的她，居然说出了妹妹两个字。
但是，长期干预的费用对他们家来说，太昂贵了。
何梅一辞职，全家的开销都指望着丈夫，好在他是技术工人，除了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外，下了班，还可以去其他厂兼职打工，勉强维持孩子的干预费。
婆婆看不下去，甚至一度要求何梅带着孩子离开。
家里矛盾不断，处在中心的何梅和丈夫未能幸免，夫妻俩也曾吵得不可开交，何梅被气得往娘家跑了好几趟，但是不管怎么吵，丈夫始终没放弃过孩子。
他跟何梅说，“孩子选择来到我们家，就是因为她知道，我们是善良的人，永远不会抛弃她。”
“当自闭症姐姐有了个妹妹”
老大是自闭症，还要不要生老二？
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老二已经在何梅肚子里了，因为没做好准备，全家人都对此忐忑不安。何梅当时只想过两种结果：是自闭症，或者不是自闭症。
姐姐四岁时，妹妹出生了。
何梅赌赢了，她是个普通孩子。两个月时就能跟妈妈眼神交流，七八个月时就开始认人，九个月时就能在学步车里蹒跚学步，一岁多就能走路，两岁时就已经能自己吃饭、穿衣......
何梅至今依然记得这样一幕：
那时候，老二才刚满九个月，老大靠在门边上，手里拿着个肉丸子啼哭，老大这样没有眼泪、干嚎哭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好几年，何梅一直没办法解决。
谁知道原本离她有一米多远，坐在学步车里的妹妹突然冲到跟前，把她手里的肉丸子飞速抢了塞进嘴里，然后快速移动学步车躲到了何梅身后。
当时，何梅和目睹了这一幕的奶奶都笑弯了腰，姐姐则目瞪口呆地盯着这个不速之客，连哭都忘了。
妹妹的到来，在一定程度上给姐姐创造了一种自然的、同龄交往的环境，也让何梅体验到了做一个普通孩子母亲的快乐。
但是对老二，何梅一直很愧疚。自她出生起，何梅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姐姐的干预上。因为顾不过来，老二两岁时，何梅就把她送进了幼儿园托管。
她跟园长保证，女儿虽然才两岁，但可以自己吃饭，自己穿衣服了。
或许和家庭的原因有关，老二比一般同龄人表现得更成熟，在她两岁多时，她就问妈妈，为什么她已经能跑步了，姐姐还不会跑？为什么她都用筷子吃饭了，姐姐还连勺子都拿不好.....
何梅告诉她说，姐姐是因为在肚子里的时候，知道妈妈要生妹妹，就把营养都省了出来。
没想到她随口说出的谎言，居然让老二躲在被窝里偷偷哭了很多次。
后来，老二上四年级后，有一天突然冲回家里，气急败坏地冲何梅嚷。那天，她通过其他途径知道了，姐姐在肚子里的时候，根本就不知道会有妹妹。
她抱怨何梅说谎，让她一直觉得自己对不起姐姐，连带着把心里的委屈也发泄出来，在她眼里，爸爸妈妈总是偏向姐姐。
有时候母女俩吵起来，十来岁的老二已经能一件一件地把自己承受的压力哭诉出来，终极的问题是，未来，姐姐是不是要她一辈子负责？
老二的过早成熟不仅表现在吵架这一方面。2019年的春节，她答应把压岁钱交给妈妈，前提是，这个钱妈妈必须用来给自己买东西，而不是给家里买东西。
她劝何梅去学点麻将，逛逛街什么的，她说，“妈，我怕你得抑郁症。”
才十岁不到的女儿，已经看得懂妈妈精神世界里的单调和荒芜。
“女儿干预‘毕业’后，我选择......”
前几年，陪孩子进机构干预的同时，何梅也奔波在各大医院学习康复知识，参加培训。原本不善交际的她，主动跟老师们拉近关系，机构有什么杂活，她都帮着去干；每当有新家长带着孩子手足无措时，何梅总是主动上前忙，时间久了，她也就慢慢成了机构的一份子。
连续干预了几年，女儿顺利融入普校，何梅则留在机构，成为了一名特教老师。
每天，面对着不同症状的孩子和心情焦虑恐慌的新家长，何梅就像照镜子一样，看到自己曾经历过的痛苦、绝望，在他们的身上轮回上演。
但何梅心疼他们的方式，也只能是尽其所能地教孩子，曾有几个家庭困难的孩子没学费上个训课，她还偷偷抽出休息时间免费给孩子上。
在机构工作了四年，对何梅来说，比教自己的孩子还累，教自己的孩子还可以懈怠、偷懒、发脾气，可教别人的孩子不行。
按理来说，女儿已经顺利入学，何梅可以逃离这个曾让她自卑、羞愧的圈子了。
她也的确试过，在家人、朋友的劝说下，离开机构，去找一份新的工作。她说，刚离开机构的前两天，无比轻松，感觉一身的担子都被远远地抛下了，但一周后，心里却越来越失落，以致于晚上睡觉，梦里都是那些孩子。
进入新的工作岗位，就像走进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，何梅完全投入不进去。她知道，自己离不开这个行业了。
经过几天的思考，何梅还是决定返回康复机构上班，结果回去没多不久，机构就因运作原因要迁走。
机构迁走，何梅走不了，还有很多武汉当地的孩子也走不了。于是，在2016年，何梅便和几个大龄自闭症孩子的妈妈自筹资金，成立了武汉手拉手互助服务中心，主要做小龄孩子的干预和大龄自闭症人士的托养和康复。
中心成立后，总共帮助十多名小龄自闭症孩子进入了普通幼儿园，五名自闭症孩子融入了小学；有十多名大龄自闭症人士，长期在中心学习生活自理，以及参加一些简单的劳动。
按照何梅的设想，机构不以盈利为目的，学员的收费能维持中心运转即可。当然，她也有自己的私心，如果女儿离开学校后没有去处，就可以去中心找点事做。
但是，即使收费一再降低，也很少有学员交得齐学费。家庭经济实在太困难的，何梅索性把他们学费给免了。这就导致中心一直入不敷出。
目前，受疫情影响，中心的生存更是岌岌可危，但何梅没打算放弃，一向抗拒镜头的她，最近也在尝试着通过媒体寻求帮助。
十多年前，孩子被诊断时，何梅怀疑过命运的不公，可如今48岁的她已能从容接受这样的生活，“自闭症不会改变我们，它只是帮助我们发现自己，你是怎样的人？你有多爱孩子？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