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闭症儿童等残障儿童的教育问题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,2019年的两会上,有政协委员就该问题指出,相关政策并不缺少,但还有待落实。
七部门2017年印发的《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(2017-2020年)》提出,到2020年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5%以上,要全面推进融合教育,加大力度发展残疾儿童学前教育。
澎湃新闻近日采访发现,多地学校正在试点针对自闭症儿童的融合教育,这些学校积累经验的同时,也面临师资缺乏、教师精力有限等方面的难题。
据中新网4月2日报道,五彩鹿自闭症研究院最新发布的《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3》称,中国自闭症发病率达0.7%,目前已约有超1000万自闭症谱系障碍人群,其中12岁以下的儿童约有200多万。
无法待在普通幼儿园
张德俊(化名)的外孙岩岩今年6岁左右,2岁左右时,他被确诊为自闭症。
“女儿、女婿不接受,就觉得小孩没什么问题,要吃要喝自己弄,还会看书,不认识的字,就让妈妈读,只是不听话,比较调皮,不会说话。”张德俊说,女儿女婿在南京某高校任教,怕被别人“戴着有色眼镜看”。
直到上了幼儿园,问题逐步暴露。张德俊说,岩岩上幼儿园中班后仍不会说话,被其他孩子欺负,接着“会发生冲突”,于是在家里歇了一年。
2018年9月,岩岩回到幼儿园上大班,问题更加严重了。“上课根本不听老师的,整个幼儿园到处玩,谁也管不住。”应老师要求,张德俊不得不去“陪读”,陪了半个月,发现“确实无法待下去了”。
“老师的话他不听,让他讲话低声一点,他却更再高声了,就对着干。旁边小孩也不能坐在一起,坐一起他就去惹人家——好一点就推一下,不好的时候就一脚,板凳踢翻,和人家打架。”张德俊说,班上孩子大部分家长都能理解,但也有个别家长有意见。
他回忆,一名家长曾去园长处“告状”,质问园方为何把自闭症小孩和普通小孩“放在一起”。园长回复,任何儿童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,办幼儿园不能歧视。
但张德俊明白,孩子得接受正规的干预、训练。
几个月前,辗转了多家干预机构后,岩岩来到了南京汉北街上的爱德儿童发展中心,“入读”融合班。“在这里接受教育后,小孩守规矩多了,知道上课要坐着听老师讲,也会排队、做操。”张德俊说,刚来时,岩岩什么都不会,现在知道画画了。
张德俊希望岩岩未来能够升入普通小学,“大不了再去陪读几年”。但现实是,自闭症孩子进入普通中小学可能并不那么容易。
上小学前的准备
岩岩进入的“融合班”,是爱德儿童发展中心为帮助自闭症儿童进入普通小学进行的尝试。
该中心负责人陈薇(化名)将“融合班”视为自闭症儿童的“学前准备”。她说,自闭症孩子到普通学校会不适应,比如上课要坐好,眼睛看黑板,回答问题先举手等最为基本的事情也很难做好。
“融合班”目前有8名自闭症儿童,班主任徐玉兰(化名)介绍,他们为孩子们准备的课程包括社交沟通课、体育活动课、“个人工作系统”课等,也有学前阶段的语文、数学课程。“参考的是普通学校的教学模式,比如上课答问要举手、课后交作业。”
训练社交能力和规则意识是重点。3月中旬,澎湃新闻在“融合教室”里看到,8名自闭症孩童挨个儿向访客“问好”。在老师的指导下,孩子们站起来,走到初次见面的陌生人面前,叫出对方的名字,问好,然后作自我介绍,伸出手来跟对方象征性地“碰碰”,算是握手,接着回到座位。
对于这些自闭症小孩来说,整个过程似乎很艰难,每一个动作、每一句话语,都要“用力”。而自闭症的主要表现,即为不同程度的言语发育障碍、人际交往障碍、兴趣狭窄和行为方式刻板。
现在,徐玉兰每个星期都会抽出时间前往数所试点融合教育的普通小学,为一些自闭症学生提供评估和指导。她发现,在社交、游戏等方面,自闭症学生“没有办法融入”集体中。“(社交)能力比较缺失。”徐玉兰认为,“融合班”要做的就是为自闭症小孩“打下基础”,“学会与人交流,应对、处理不同情景下的困难”。
让自闭症儿童等残障儿童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,被称为融合教育。致力于融合教育研究的专家,北师大特殊教育系教授、特殊教育研究所副主任邓猛曾在接受人民政协报采访时认为,融合教育是孤独症儿童走向成功道路的主要途径,且应从学前阶段抓起。及时的帮助和干预有益于这些孩子将来的发展。
而在学前阶段的融合教育,青岛“幸福之家”融合幼儿园园长刘树芹已探索了将近15年。在这个幼儿园里,已有140余名自闭症儿童,同时也有一百多名普通孩子就读。每一个自闭症孩子都会和一个普通孩子“结对”,在集体中相互影响:自闭症孩子学会规则意识、增进社交能力,而普通孩子变得更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。
“倘若(自闭症小孩)连规则意识都没有,总是破坏课堂秩序,学校再接纳你,你能融入吗?”刘树芹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,重要的不是教了自闭症小孩多少知识,而是将他们培养成社会人,有自己的角色认知。
比较而来的家长焦虑
在政策的推动下,目前南京、广州等一些地方已有接纳自闭症学生,试点融合教育的学校。
“比如南京市有一些指定的‘随班就读’试点学校。在学区内的自闭症孩子有机会直接入读,但不在学区内的,就要面试。”陈薇说,现实是,很多孩子闯不过面试这关。
即便顺利进入普通学校就读,也会面临新的“难题”。“有些学校不接受家长陪读,小孩子又不能独立适应课堂,不配合、有情绪,会对其他孩子造成影响。而现有条件下,学校又无法专门配备特教老师辅助。”陈薇坦承,她接触的案例中,一些孩子一旦无法“融入”,很有可能会被“劝退”。
部分普通孩子家长也不满意,向学校施压,校方或老师则找自闭症孩子家长“谈话”。“家长经常被老师叫去谈话,心理压力肯定很大,自己也接受不了,会觉得孩子在学校被边缘化了。”陈薇说。
对青岛“幸福之家”融合幼儿园毕业、升入普通学校的学生,刘树芹都会定期“跟踪了解情况”。她认为,很多时候,自闭症学生家长的压力来自“比较”。“会很在意自家孩子的成绩,担心比不上人家。”刘树芹常相劝,进入普校首先要“注重规则意识的培养”。
但家长的“焦虑”很难纾解。王英(化名)的孩子在“幸福之家”幼儿园同其他普通孩子成为了朋友,但对于未来,王英仍有些迷茫。“我们想尝试送他去普通学校,但这很难。如果孩子什么都听不懂,混到二、三年级就会被落下。”王英说。“不如转到特殊学校,让他有快乐的生活,学学烘焙、插花,懂点社会规则,比如公共场合要安静,走路要走斑马线。”
“不排斥,但确实存在困难”
党红妮曾在商洛市普通小学做过几年数学老师,此后半路“出家”,转到特殊学校任教,现为商洛市特教学校副校长,这段经历令她更能明白“融合教育”实践的难点。在她看来,普通学校“苦恼”很多,而比较大的有两个方面,一是缺乏专业的教师,二是缺乏专业的设施。
“‘融合’发生在普通班级里,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,需要专业的老师做一些指导。”党红妮说。
对此,青岛一所小学校长直言,当地外来人口增长很快,教师大量缺编,“在普校招特殊学生,按特教标准根本顾不了,不论是安全还是学习”。
该校长称,若有自闭症等特殊儿童申请就读,学校会根据实际情况处理:智力稍微弱点,安排随班就读,特教中心有老师定期跟上;但如果“能目测看出有问题的”,会劝家长去检查,建议去特殊学校。
“(我们)没有专业教师及专门辅助手段,(招他们进来就)是害孩子。”这名校长说。
“融合不是简单地把两个群体的孩子放在一间教室里生活、游戏、上课,而要实现教育目标、内容、形式等方面的融合。”刘树芹认为,避免融合教育‘融而不合”,需要一个“对于自闭症儿童高度接纳和包容和环境”,以及特教老师和普教老师的协同合作,针对特殊儿童的需求制定个性化教育。
而这些,都需要专业人员及设施的支持。刘树芹认为,普校建设特殊教育资源教室,这也应是“融合的一种形式”。
贵阳爱心家园校长赵新玲认为,在普通学校建立特殊教育资源教室,可以为特殊需要的孩子提供专业性学习的地方,同时,也能对普通孩子进行生命成长教育。“对特殊孩子的融合教育,也是对普通孩子的生命教育。”
“但目前来说,(大部分普校)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条件,无论是硬件设施,还是师资力量。”刘树芹曾对来自青岛普通学校的骨干教师进行过“融合专题培训”,一些老师反映,面对自闭症等特殊群体学生,他们最初往往陷入“迷茫”。“作为教育工作者,不会刻意不收这个孩子,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,会觉得很困扰。”
培训普校老师并不能解决师资问题。“他们(普校老师)会说,虽然了解了(融合教育相关知识),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,班里40多个孩子(管不过来)。”刘树芹说。
徐玉兰对此深有感触。2018年,南京市秦淮区6所普校试点“随班就读”,特殊教育资源教室有了,但缺少特教老师。爱德儿童发展中心作为社会力量介入,为就读普校的特殊儿童提供个性化服务。作为中心“主力”特教老师,徐玉兰每周需要走访3个普校。不少老师向她“诉苦”,称并不排斥自闭症小孩进入学校,会尽最大努力去实践“融合教育”,但确实存在困难。
徐玉兰举例,一个自闭症孩子上课时可能会四处走动,或是“到处翻东西”,几十个学生在,普通学校老师“想管,又没有时间”,不少老师只得将孩子座位安排在讲台附近,或课后“磨出时间来教”。
党红妮也曾对普校老师做过“融合教育”主题培训。她说,普校老师的问题是,没有足够的专业基础以及精力,“不知道用哪一种方法来帮助孩子们提高,或对学生进行评价”。
“政策有了,如何落实?”
今年全国两会期间,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邰丽华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,调研发现,由于缺乏统一的评估手段和仲裁措施,一些特殊需要孩子申请入学被拒绝后,家长可能放弃继续争取,孩子最终失学。
2017年修订的《残疾人教育条例》及《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(2017-2020年)》中,均提出“建立跨部门的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,建立残疾儿童入学评估机制”。“但是,很多地区没有落实。”邰丽华称。
邰丽华说,比如轻度自闭症儿童,智力跟正常孩子一样,完全有条件进入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育。“现在政策有了,很多地方也开始重视,但是如何才能赶快落实到孩子们身上?”
党红妮称,对自闭症等特殊儿童的评估,涉及认知、运动、语言、交际等多种能力。据她了解,陕西部分县、区特殊教育专家委员会已有“雏形”,但“比较偏远的地区,受专业水平限制,评估或难做到权威”。
党红妮认为,对于特殊孩子的教育,应以“随班就读”的融合教育为主,特殊学校教育及“送教上门或远程教育”为辅。按照政策,县级以上政府建立特殊教育专家委员会,“确定特殊小孩教育安置方式”。
“一般来说,(残疾状况)轻度的或中度的,都可以进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,重度的则进入特殊教育学校,极重度的或生活需要专门护理的,则‘送教上门’,或远程教育。”党红妮说。
在华中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家孙玉梅看来,北上广等发达地区融合教育发展较好,有行政或专业的社会力量推动,内陆地区则相对“弱些”,多靠家长倡导。但就自闭症儿童教育的整体发展来说,政策“越来越好”,支持力度在增强,尤其今年全国两会不少代表委员提及“自闭症”,说明社会愈加关注这一群体。
“融合教育问题复杂,一下子完全解决较难,国家大力支持,各地也在慢慢探索。诸如北京、上海、广东等地区的融合教育已有‘示范效应’,相信未来氛围也会越来越好。”但孙玉梅认为,没有专业化的师资队伍、配套设施和针对性课程,也很难做融合教育。
“师资还是比较欠缺的。”孙玉梅说,这一问题亟需解决。
“对于我们民间机构来讲,最大的问题就是招聘特教老师。” 陈薇对此体会颇深,称很多特教师范生毕业后另谋去处。
“这个行业赚钱少、付出多、挫败感强。”陈薇说,因为“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”,很多人做着做着就做不下去了。“一个专业特教老师成长为独当一面,至少需要三年。但有时候,坚持不到三年就放弃了。”
国家教育部门对特殊教育正越来越重视。
据教育部官网2015年11月发布的特殊教育专题评估报告,特殊教育所关注残疾儿童的障碍类别不均衡。除视力、听力和智力三类残疾儿童,自闭症、脑瘫和多重残疾儿童的受教育情况堪忧。
到了2017年,《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(2017-2020年)》提出,到2020年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5%以上。与第一期提升计划相比,入学率要求从90%提升至95%,针对的残障儿童少年类别有所扩大,从视力听力和智力方面的残疾儿童扩大到包括自闭症、脑瘫、多重残疾等所有适龄残障儿童。
该计划提出,要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主体、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、以送教上门和远程教育为补充,全面推进融合教育。普通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责任共担、资源共享、相互支撑